实际上，人类学自身知识的发展日益遭遇到了一种门和墙之间的选择性和建构性的困境。

一般而言，门是可以打开的，或者说门就是让人去随时打开的，是可以由此让人去通向某一个地方获得新知的。而如果人类学是一道用以理解人类生命、社会和文化的大门，那么在这道大门之中便应该有许多半开半掩的小门等待着不同领域的人类学家们相互合作并打开它们，但这种合作性的知识探求在人类学中是无论如何都值得去进一步地向前推进的。

世界之中有门便是会有墙的。一道道的高墙，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之间，将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之间，一层一层地隔离开来，形成了相互不可沟通的两个世界，甚至很多的文化之中的不理解，也多是因为这种隔离而产生的。由此可知，人类学要想获得一种理解无疑是需要能自由打开的门的存在。换言之，只有打开了一扇门，我们才真正有可能看到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鲜无比的世界，而如果有机会打开多道门，那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多元文化世界了。

在此意义上，我们走向一处田野，就如同是打开了一道大门，这道门里的世界，便是我们田野之中所有微观知识能够获得的起始之地，但关闭的大门和高耸的围墙是会将我们和他们重重地隔离开来的。在中国社会研究之中，曾经的村落研究范式，虽然让我们在一种西学视野下推开了理解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道又一道的村落社会与文化之门，但往往这些门之间是相互孤立的。不论是解释上的一种区域模式，还是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对一个狭小研究空间的无谓扩展，这道门和另外一道门、另外一道门和另外一道门之间的围墙之隔是必然存在的，由此我们才可能会把原来散落在世界各个地方的过着各种不同生活的人划分出来一种等级上的差别。不论是原始社会和现代世界，还是东方和西方，这中间的等级性观念的意识都是借由一种时间的观念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开彼此的距离而实现的，因此我们才会留下如此不易抹去的认知：原始的便是贫穷落后的，现代便是富裕和美好的；或者，东方和西方之间相差了一百年，故要奋起直追之类的思考逻辑。因此，时间和他者文化在空间上被拉开一种距离的游戏，不停地在人类学家的手掌上被玩弄着。但殊不知，我们在试图用一种固定的模版印刻的方式去理解遥远地方的人和文化之时，我们实际上也是人为地在知识的传统上不断去固化着一种本身具有灵动性的人的文化，在使其富有一种文化精神和社会灵魂的同时，却又用一道道的围墙，不论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而将这精神和灵魂坚实地锁定在了人类学家自己所设计制造好的知识牢笼或模范框架之中，使文化自在的精神失去了一种转化升腾的活力，也使得文化自身附着的灵魂不再可能变形以至转世。

这无疑是围墙的作用使然，墙使我们有了一种分离乃至自我隔离的能力。去想象一下中国的院落文化，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就会再清楚不过了。一座北方居住的院落或者南方隐居于城市之中的园林，围墙都是修在最外面的，一道紧闭的大门会将内外两个世界之间清晰地分隔开来，从外面看去，完全不知道这里面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而从里面看去，外面即便是天塌下来，也会无人知晓，这就是中国人私观念的养成之所。而一种修筑长城的围墙思维也让我们的知识观念中先入为主地便有了一种要与更为广阔的、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隔离的观念生成。尽管我们内部的领土并非狭小难捱，但我们支配性的文化里追求一种生活自足中对外部世界的消化和吸纳能力，结果这个世界的内部是膨胀的，对外部则是自动变成一种墙的封闭。由此，一切的问题，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都试图通过某种自我隔离去解决，这样去做，在一时间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也必然是立竿见影的，去思考一下汉人文化中古代匈奴人的金戈铁马被完完全全阻挡在了长城之外的那种豪迈之心，我们便也能体会到这种围墙思维力量的巨大无比。但也要知道，围墙的封锁只可能是一时性的，不可能永久起作用。历史上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数不清的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中，每一次又都是以踏破这道巍峨的城墙为其代价和结局，每一次的交流最后都变成是强迫性的交流。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此，不同的文化之间才能真正有一种大混血、大融合以及大转型。战国时期作为弱国的邯郸赵武灵王自我觉悟，直接打开了大门去迎接一种异域的新文化来改造自身，由此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之中，才真正有了所谓“胡服骑射”观念下行动合法性的思想来源。因此，凡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在其大门敞开之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富国强兵做法都会在人们的观念中被重新唤醒，发挥一种敞开文化心扉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