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古今，我们会发现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离不开对未知事物的探索。虽然探索的过程中充满着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但其取得的成果却推动着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作为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未知事物，它仿佛美人鱼的歌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勇士前往，试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有两个对于海洋的探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始的时间也相当接近，以至于经常被拿来比较。它们就是中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新航路开辟。两者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二者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比欧洲的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早半个世纪。并且，在规模和航海次数方面，当时还未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与中国是无法比较的。当时郑和下西洋的船只被称为“宝船”，《西洋番国志》等史料中记载这种船非常巨大，但是没有具体的参考数据。

但是，我们可以从马欢留下的《瀛涯胜览》一书中，得知其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这里对宝船的大小记载与《明史·郑和传》所描述的相同。在近些年的考古研究里，也有证据证明“宝船”之大。比如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就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

其次，从目的上看，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只是为了宣扬国威，平等贸易。不是像新航路的开辟者是为了资本的扩展和原始资本积累。明成祖力图加强自己篡位后的威信，制造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况，以示炫耀。同时，通过下西洋来加强与海外联系，可以满足统治阶级对异域珍宝的需求。内容主要是朝贡贸易，形式是以和平友好交往为主。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效益，违背经济规律。耗费浩繁，使得国库枯竭，造成了明末的禁海令，使得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

当然，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开辟两者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也大不相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主动外交，是世界航海史的伟大壮举，极大地加强了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者为了天朝上国的理想，是扎根于封建自然经济，依托统治者的支持才能进行下去。另一者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之上，掠夺性的贸易。

从背景看，西欧在 15世纪已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夕，商品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得到快速发展。以人文主义为主要社会思潮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在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他们还重视技术的革新和改进。而同期的中国仍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并用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儒学思想束缚人们，以维护和巩固君主专制。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远远没有发展到足以震憾封建统治的地步，人们对于新型科技的兴趣不大。

从政治角度看，新航路开辟引发了殖民统治这种政动，并且开辟了新的沿海贸易地区，就是大西洋沿岸，而之前东西方贸易则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还有就是在这条新的航线上航线，来回的路程是很短的。新航路的开辟，连接了整个世界，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顺带还发现了美洲。这方面，郑和下西洋绝对无法与之相比。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带来的新航线和短路程，受到《马可·波罗游记》带来了东方遍地财富的幻想。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前来东方淘金，这同时也加大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当然，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殖民主义和罪恶的三角贸易也随之诞生。为了维护得到利益的欧洲人，自由贸易主义应运而生。这段时期的欧洲快速发展，为之后的商业改革和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自古以来的东方繁荣开始让位于西方发展。

新航路的发现，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对除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影响则是复杂而矛盾的。在二十一世纪时，哥伦布就被美洲印第安人起诉，判刑500年，缘由是其带来了疾病和罪恶。使得，当时的美洲土人对于欧洲人身上的大多病菌是没有抵抗力的。欧洲在新航路开辟的资本主义大发展，是一部完完全全的侵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