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方舟浅析康拉德小说中死亡与轮船意象
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作品,无论是其丛林小说还是海洋小说,都有对死亡的描述,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在探讨死亡的本质。有学者评论:“他(康拉德)写与世隔绝的大海莽林,写恐惧、孤独和死亡,写幽灵幻影式的人物——濒临死亡的‘黑水手’,堕落的白人使者库尔茨,举火自焚的海丝特,逃避负罪感的吉姆,穿越黑暗的马洛……”[1]像所有的水手一样,康拉德对船和大海表现出无限的热爱和忠诚,在以海洋为背景的作品中,作者创造了很多形象逼真的轮船形象;但是,康拉德作品中的轮船形象,无不与死亡紧密相连。这些轮船穿梭于长风巨浪,在同死亡的一次次抗争中,要么走向辉煌的终点,要么走向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意义到底在那里?为什么一群乌合之众的船员能够摒弃嫌隙、团结一致,誓死保卫轮船的安全与荣誉?康拉德对死亡的分析,特别是对轮船意象的创造,表达了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一、死亡的纽带
死亡是康拉德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不光其丛林小说和海洋小说反复叙写死亡,就连他几部以描写社会政治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诺斯托罗莫》《间谍》和《在西方的眼睛下》等,虽然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城市,但故事的结局都充满了死亡的悲剧色彩。在康拉德的众多小说中,《阴影线》是描写死亡最典型的作品。在这部海洋小说中,从始至终,死亡的气氛一直笼罩着每一个人。小说中,故事叙述者“我”觉得生活荒诞冷漠,“是烦闷、厌倦、不满”[2](P598),“是讨厌的,平淡无奇的,是浪费时间”[2](P600)。于是,百无聊赖中,“我”被推荐去曼谷做一艘帆船的船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我”驾船驶入茫茫大海后,才明白这艘船上早已霍乱流行、瘟疫成灾。在死一般宁静的海面上,船上的绝大多数水手患病,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船上用于治病的奎宁已被前船长全部暗中变卖,等待他们的似乎只有死亡;而且,似乎已故船长的葬身之处北纬八度二十分,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死亡“阴影线”,那个老头“正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他埋伏在海湾的出口等着我们”[2](P664)。船在“我”的眼中像是“一座漂浮的坟墓”[2](P672),面对死亡的威胁,年轻的“我”一度对生命产生了怀疑,甚至希望一死了之,解脱所有生的烦恼与痛苦。小说中描写了“我”如何羡慕濒临死亡的伯恩斯先生:“我注意到他的非阳间的窄窄的鼻准和深深的太阳穴,我真羡慕他!他如此虚弱,很快就要死去,真是值得羡慕的人啊!他接近于死亡——而我却还要忍受生的喧扰,还要忍受疑惑、慌乱、自责和对分析现状的腻烦。”[2](P673)在这里,死亡成了一种令人羡慕的行为,可见生命的脆弱,人生的荒诞达到了极致。
死亡对于人类的存在来说,是个悲惨的悖论,谁也避免不了,不知何时来临,海德格尔把它称作“任何存在不可能性中的可能性”。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人生的危机感和荒诞感,正是对“死亡”的胆怯和恐惧,使人们宁愿接受生活的各种不幸,顺从命运所给的一切。正如哈姆雷特(Hamlet)所感叹的一样:“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3](P47-48)康拉德也像哈姆雷特一样,接受了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痛苦,他不仅饱受童年时期父母早亡的痛苦,而且作为一名水手,像其海洋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他时刻面临航海中死亡的威胁。他曾感叹道:“海洋是最不稳定的,也是最独裁的;它变动不居,随时充满着残暴的摧毁一切的力量。”[4](P359)康拉德甚至一度企图自杀,因为感情问题给自己胸部来了一枪,所幸没有击中心脏,逃过一劫。因为对死亡的怯懦与恐惧,让康拉德能够接受生活中的一切不快,拥抱命运给他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布莱恩·斯皮特尔(Brian Spittles)认为:“他(康拉德)明白这种对死亡怯懦心理的核心特征——从其最广泛的意义和外在表现总结出的概念——它是人性的基础,是能彻底化解人类经验和文化巨大分歧的基柱的横断面之一。”[5](P23)
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提出,人类应该寻求超越荒诞的途径;尼采也希望人类在虚无主义之外找到某种价值。康拉德正是从苦涩的生命体验中总结人生的真谛,从人类生活最不幸、最消极、最黑暗的角落里摸索荒诞生存之外的意义。生命的无常、人生的不自由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人类最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可避免、无法改变的生命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和康拉德品到的海水的味道一样苦涩。在康拉德看来,“全世界的美德都是一回事,而且只有一个信仰,一种可以想见的生活准则,一种死亡方式。”[6](P247)康拉德对人性是悲观和不自信的,他不相信人类能够战胜自然及本性,不相信人们有认识、把握现实和自我的足够能力。与英国其他作家相比,他更加强调人的潜在的道德污点,更多地强调人行为背后的恐惧、困扰。尽管海员们是来自不同种族或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乌合之众,但作为一个团体,在危机四伏的大海上,他们时刻与危险做斗争,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生存,大家不得不团结互助。“活下去”成了所有人的共同目标,死亡反而成了联结所有人的共同纽带。“死亡”令人恐惧,“死亡”不可避免,没有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利,对死亡的胆怯是人类不可改变的本能。康拉德并没有对这个死亡的“真理”悲观绝望,相反,他认为“死亡”对人类具有预警作用。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人类群体既不是从共有的传统,也不是从普世价值中获取他们的诚实与正直,恰恰相反,是在他们所谓的一些社会成员被迫处于‘活下去’的状态中获得的。”[7](P123)根据阿甘本的说法,“活下去”的念头是可以把人联在一起的永远不断裂的纽带,这也是自从人类社会以来,最能合理解释人类有目的、有意义的活动的因素之一,也是人类社会不断繁衍、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康拉德的小说中要探讨的问题,不是试图通过任何道德或政治争论来改造畸形的人类社会,而是人类因对死亡的胆怯,因为仅仅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和生活现实而妥协。或许,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坏事,对于个人来说,这会让他更加珍惜生命,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对“死亡”的胆怯心理可以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分享分担,而不是彼此对立对抗。